原标题:“”升空:人类究竟能否预测地震?

“张衡一号”在轨示意图。国防科工局供图“张衡一号”在轨示意图。国防科工局供图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走过6000多年历史并迎来第六次科技革命,如果要问还有哪些世界性难题久攻未破,甚至仍在限制人类的想象力?地震预测肯定算一个。

2月2日,我国第一颗观测地震电磁信息的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地动仪,开创世界地震勘测研究的先河。1800多年过去了,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卫星飞上了天,研究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地震预测。

这颗卫星仍然不能直接预测预报地震。用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的话说,“‘张衡一号’主要是用于地震前兆信息研究,为未来建立地震监测体系进行前期技术储备。”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地震预测研究之路上,这颗卫星还是迈出了一大步——有望让我国第一次具备全疆域和全球三维地球物理场动态监测能力。换句话说,中国境内6级以上、全球主要地区7级以上的地震电磁信息,这颗卫星都有可能“看到”。

人类究竟能否预测地震? 

仰望星空,人类拿起“天文”的尺子来看待自己,不免会产生敬畏之感,同样地,面对大地,人类同样会感到“浩渺沧海之一粟”,这不单是因为体积上的巨大差异,更有来自这个庞然大物“发脾气”时的巨大威胁——大地一颤抖,带来的就可能是生与死。

以去年为例,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发生5级以上地震19次,其中大陆地区13次,台湾地区6次,最大地震为8月8日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这些地震共造成大陆地区37人死亡,1人失踪,617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45.58亿元。放眼全球,2017年发生7级以上地震8次,最大地震为9月8日墨西哥近海沿岸8.2级地震。

相应地,地震认知上的一个个空白,加剧了这种威胁:大地究竟为何颤抖,地震究竟能否预测,以及该如何预报,仍是全球科学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张衡一号”卫星工程首席科学家兼副总师、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总工程师申旭辉说,摆在科学家面前的地震预报难题有“三座大山”。首先是地震事例太少。他说,中国平均每3年有两个7级地震,全球每年则有18个——尽管谁也不愿看到地震发生,但这无法避免,仅从科研角度来说,这样几次的数据连有效的统计分析都不够,不足以帮助科学家形成完整的地震预测科学体系和方法体系。

换言之,地震监测的研究结果难以检验。申旭辉说,强烈地震对于同一地区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遇到一次,对于不同地区,甚至不同时期的孕震过程,机理差异很大,所以,“重复实践”进行检验的机会很难碰到。

其次,地震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受到很多制约。申旭辉说,地震发生在地下二三十公里处,而当今世界上最深的钻孔只有12公里,科学家们很难去地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相应地,现有的地震“观测”均是间接的,人们只能依靠地面的观测资料,对地球内部的状况进行反演和推测,但申旭辉告诉记者,地面的探测站点毕竟分散,又很难把全球的地球物理场搞清楚。

第三是理论的更新相对较慢。地震是地球上规模宏大的地下岩体破裂现象,其孕育过程跨越了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而,不但很难用经典物理学从本质上加以描述,也难以在实验室或者野外进行模拟。

申旭辉说,地震研究的基本理论本身起源于早期的牛顿物理学,而如今物理学发展很快,基础理论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地震研究迫切需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

其实,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科学界长期以来就有争议。

20多年前,这个问题还曾在我国掀起过一次大讨论。我国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运泰当时的态度相对乐观——“地震不可预报这样的论断要慎言”,在他看来,自然科学问题必有解决的办法,需要寻找探索新的思路。

申旭辉认为,如今“张衡一号”的发射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正如陈运泰院士所说,“地震预测预报,是世界性难题,但并不是说在这个难题解决之前,地震工作者就什么都不能做。”

为何要上天“看”地震? 

在地球的周围,有着一层薄薄的“壳”,是一个“电子”和“离子”的世界,当受到地壳运动、地面人类活动等的影响时,其中的“电磁波”就会像水中的“涟漪”一样,在等离子体环境里传播。

申旭辉告诉记者,过去几十年科学家发现,他们所监测到的“空间电磁扰动”也就是“电磁波涟漪”,与地震的发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统计意义上,地球上6级、7级以上地震在发生前即孕育过程中,相应区域的“空间电磁扰动”都有可能发生异常。

上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分析一颗卫星电磁信号时,发现卫星记录到地震低频电磁辐射前兆现象,称之为“地震电离层效应”。我国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也通过地面雷达系统发现了相应的电离层扰动现象。

申旭辉说,这给人类探索地震发生的机理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光明”。

“张衡一号”正是依据这一原理来运行的。申旭辉说,地震简单来说就是“地壳运动”,这种运动会切割磁力线,也会造成磁力线的扭曲。另一方面,地球岩石的摩擦破裂,会产生电磁波,这些电磁波往大气层传播,将致使大气层的电磁信息发生变化。

事实上,国外利用卫星进行地震前“空间电磁异常”现象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赵坚说,此前俄罗斯、法国、美国、乌克兰等国家已经发射过同类卫星,不过均已退役,其中法国的DEMETER卫星连续在轨运行6年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法国DEMETER卫星计划首席科学家米歇尔·帕罗特教授说,基于这颗卫星的统计研究,可以反映电离层扰动的常规形态,并有助于科学家确定震前的电离层扰动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中法科学家也联合利用这颗卫星的数据发表了大量科研论文,其中大部分是针对震前研究。

而跳出地球来“看”地震,还能突破许多地震研究的限制。比如,填补地面观测台网在青藏高原和海域地区观测的不足。

申旭辉说,在地面上,像青藏高原的极寒地区,现有的地震台网并不能完全覆盖,面积广阔的海洋也观测不到。相应地,卫星上天之后,就可以不受这些自然环境的约束,对全疆域实时观测。

一两颗卫星就能研究地震? 

按照赵坚的说法,“张衡一号”真正投入运行后,能够重点监测中国全境,检验卫星电磁监测新技术设备的效能和空间适应性。

具体来说,“张衡一号”可以开展全球7级以上、我国6级以上地震电磁信息分析研究,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不过,申旭辉告诉记者,对于地震研究而言,指望一两颗卫星远远不够。这一点国外的“先驱者”已经给出了理由。

米歇尔·帕罗特谈及法国的DEMETER卫星时说,尽管这颗卫星运行了6年,但作为一颗低轨卫星,卫星经过未来震中上空1500公里范围内的时间,每天只有3分钟,所以科研人员不可能期望能观测到“持续的”电离层扰动。

如此一来,一些电离层扰动很可能“看”不到,这就是单一卫星与地基观测对比中显示出来的主要缺陷。米歇尔·帕罗特说,这也是中国的“张衡”卫星计划要设计多颗卫星的重要之处。

赵坚说,后续,国防科工局将会同中国地震局,开展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即“张衡”系列卫星的在轨测试及相关应用,提升民用卫星对地震监测与应急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天基信息防震减灾服务能力。

他还透露,“张衡一号”及其后续卫星计划已经纳入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张衡二号”已经通过可研评估,预计2020年发射。

事实上,能够真正对全球实施观测,统计研究全球地震的前兆变化特征,对地震研究者来说是件“极其兴奋”的事。申旭辉告诉记者,也许在他有生之年,也未必能见证“地震预测”真正实现的那一天,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努力就付诸东流。

申旭辉说,一代人有一代的使命,如今有了卫星以及相应的星座计划,可以积累更多有效的、原始的数据,不断探索地震预测新方法——这是他这一代科学家要做的。

责任编辑:张义凌

相关新闻:

邱晨辉/中国青年报

“张衡一号”在轨示意图。 国防科工局 供图“张衡一号”在轨示意图。 国防科工局 供图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走过6000多年历史并迎来第六次科技革命,如果要问还有哪些世界性难题久攻未破,甚至仍在限制人类的想象力?地震预测肯定算一个。

2月2日,我国第一颗观测地震电磁信息的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地动仪,开创世界地震勘测研究的先河。1800多年过去了,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卫星飞上了天,研究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地震预测。

这颗卫星仍然不能直接预测预报地震。用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的话说,“‘张衡一号’主要是用于地震前兆信息研究,为未来建立地震监测体系进行前期技术储备。”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地震预测研究之路上,这颗卫星还是迈出了一大步——有望让我国第一次具备全疆域和全球三维地球物理场动态监测能力。换句话说,中国境内6级以上、全球主要地区7级以上的地震电磁信息,这颗卫星都有可能“看到”。

人类究竟能否预测地震?

仰望星空,人类拿起“天文”的尺子来看待自己,不免会产生敬畏之感,同样地,面对大地,人类同样会感到“浩渺沧海之一粟”,这不单是因为体积上的巨大差异,更有来自这个庞然大物“发脾气”时的巨大威胁——大地一颤抖,带来的就可能是生与死。

以去年为例,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发生5级以上地震19次,其中大陆地区13次,台湾地区6次,最大地震为8月8日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这些地震共造成大陆地区37人死亡,1人失踪,617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45.58亿元。放眼全球,2017年发生7级以上地震8次,最大地震为9月8日墨西哥近海沿岸8.2级地震。

相应地,地震认知上的一个个空白,加剧了这种威胁:大地究竟为何颤抖,地震究竟能否预测,以及该如何预报,仍是全球科学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张衡一号”卫星工程首席科学家兼副总师、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总工程师申旭辉说,摆在科学家面前的地震预报难题有“三座大山”。首先是地震事例太少。他说,中国平均每3年有两个7级地震,全球每年则有18个——尽管谁也不愿看到地震发生,但这无法避免,仅从科研角度来说,这样几次的数据连有效的统计分析都不够,不足以帮助科学家形成完整的地震预测科学体系和方法体系。

换言之,地震监测的研究结果难以检验。申旭辉说,强烈地震对于同一地区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遇到一次,对于不同地区,甚至不同时期的孕震过程,机理差异很大,所以,“重复实践”进行检验的机会很难碰到。

其次,地震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受到很多制约。申旭辉说,地震发生在地下二三十公里处,而当今世界上最深的钻孔只有12公里,科学家们很难去地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相应地,现有的地震“观测”均是间接的,人们只能依靠地面的观测资料,对地球内部的状况进行反演和推测,但申旭辉告诉记者,地面的探测站点毕竟分散,又很难把全球的地球物理场搞清楚。

第三是理论的更新相对较慢。地震是地球上规模宏大的地下岩体破裂现象,其孕育过程跨越了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而,不但很难用经典物理学从本质上加以描述,也难以在实验室或者野外进行模拟。

申旭辉说,地震研究的基本理论本身起源于早期的牛顿物理学,而如今物理学发展很快,基础理论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地震研究迫切需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

其实,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科学界长期以来就有争议。

20多年前,这个问题还曾在我国掀起过一次大讨论。我国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运泰当时的态度相对乐观——“地震不可预报这样的论断要慎言”,在他看来,自然科学问题必有解决的办法,需要寻找探索新的思路。

申旭辉认为,如今“张衡一号”的发射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正如陈运泰院士所说,“地震预测预报,是世界性难题,但并不是说在这个难题解决之前,地震工作者就什么都不能做。”

为何要上天“看”地震?

在地球的周围,有着一层薄薄的“壳”,是一个“电子”和“离子”的世界,当受到地壳运动、地面人类活动等的影响时,其中的“电磁波”就会像水中的“涟漪”一样,在等离子体环境里传播。

申旭辉告诉记者,过去几十年科学家发现,他们所监测到的“空间电磁扰动”也就是“电磁波涟漪”,与地震的发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统计意义上,地球上6级、7级以上地震在发生前即孕育过程中,相应区域的“空间电磁扰动”都有可能发生异常。

上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分析一颗卫星电磁信号时,发现卫星记录到地震低频电磁辐射前兆现象,称之为“地震电离层效应”。我国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也通过地面雷达系统发现了相应的电离层扰动现象。

申旭辉说,这给人类探索地震发生的机理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光明”。

“张衡一号”正是依据这一原理来运行的。申旭辉说,地震简单来说就是“地壳运动”,这种运动会切割磁力线,也会造成磁力线的扭曲。另一方面,地球岩石的摩擦破裂,会产生电磁波,这些电磁波往大气层传播,将致使大气层的电磁信息发生变化。

事实上,国外利用卫星进行地震前“空间电磁异常”现象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赵坚说,此前俄罗斯、法国、美国、乌克兰等国家已经发射过同类卫星,不过均已退役,其中法国的DEMETER卫星连续在轨运行6年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法国DEMETER卫星计划首席科学家米歇尔·帕罗特教授说,基于这颗卫星的统计研究,可以反映电离层扰动的常规形态,并有助于科学家确定震前的电离层扰动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中法科学家也联合利用这颗卫星的数据发表了大量科研论文,其中大部分是针对震前研究。

而跳出地球来“看”地震,还能突破许多地震研究的限制。比如,填补地面观测台网在青藏高原和海域地区观测的不足。

申旭辉说,在地面上,像青藏高原的极寒地区,现有的地震台网并不能完全覆盖,面积广阔的海洋也观测不到。相应地,卫星上天之后,就可以不受这些自然环境的约束,对全疆域实时观测。

一两颗卫星就能研究地震?

按照赵坚的说法,“张衡一号”真正投入运行后,能够重点监测中国全境,检验卫星电磁监测新技术设备的效能和空间适应性。

具体来说,“张衡一号”可以开展全球7级以上、我国6级以上地震电磁信息分析研究,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不过,申旭辉告诉记者,对于地震研究而言,指望一两颗卫星远远不够。这一点国外的“先驱者”已经给出了理由。

米歇尔·帕罗特谈及法国的DEMETER卫星时说,尽管这颗卫星运行了6年,但作为一颗低轨卫星,卫星经过未来震中上空1500公里范围内的时间,每天只有3分钟,所以科研人员不可能期望能观测到“持续的”电离层扰动。

如此一来,一些电离层扰动很可能“看”不到,这就是单一卫星与地基观测对比中显示出来的主要缺陷。米歇尔·帕罗特说,这也是中国的“张衡”卫星计划要设计多颗卫星的重要之处。

赵坚说,后续,国防科工局将会同中国地震局,开展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即“张衡”系列卫星的在轨测试及相关应用,提升民用卫星对地震监测与应急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天基信息防震减灾服务能力。

他还透露,“张衡一号”及其后续卫星计划已经纳入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张衡二号”已经通过可研评估,预计2020年发射。

事实上,能够真正对全球实施观测,统计研究全球地震的前兆变化特征,对地震研究者来说是件“极其兴奋”的事。申旭辉告诉记者,也许在他有生之年,也未必能见证“地震预测”真正实现的那一天,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努力就付诸东流。

申旭辉说,一代人有一代的使命,如今有了卫星以及相应的星座计划,可以积累更多有效的、原始的数据,不断探索地震预测新方法——这是他这一代科学家要做的。

(原题为《中国“张衡一号”飞向太空“看”地震——人类能否交出“地震预测”的答卷?》)

原标题:违规张贴户外广告 郑州城管开出2.6万元最高罚单

大河报记者贺笑天 实习生常靖宇 通讯员王彦斐文图

核心提示丨继去年12月份郑州城管对违规张贴小广告的行为开出15000元罚单后,本月初,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又对一家违规张贴小广告的公司开出26000元高额罚单。而这也是自去年10月1日《郑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实施以来,郑州城管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

事件

一张“百元大钞”,引起执法人员注意

1月31日,几名警察和城管执法人员来到位于郑州市经三路与农业路交叉口附近的某公司调查了解情况。看到突然来访的执法人员,正在上班的李某感到很惊讶,然而当得知执法人员的来意,和面对确凿的证据时,李某懊悔不已。

让李某懊悔的事儿要从几天前说起,1月27日上午,金水区执法局执法人员在花园路与农业路交叉口附近巡查时,道路硬隔离栏杆上粘贴的一张“百元人民币”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这张黑白色的“百元大钞”印有国徽、“中国人民银行”等字样,甚至连钱币编号都有,头像则换成了某位明星,“租房热线”四个大字也格外醒目,还留有联系电话。执法人员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即打开执法记录仪取证。“经过巡查,发现在花园路与农业路交叉口附近张贴类似广告的大约有二十余处。”执法人员刘勇说。

随后,执法人员拨通了广告上留下的联系电话,了解一些情况,搜集好证据后,执法人员立即向局里汇报,并联系了公安警务室警务人员前往这家公司调查,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结果

本想招揽生意,却收到26000元大额罚单

“人民币”上印广告,这是咋回事?该公司法人王某表示,公司刚成立不久,急于开拓市场,在网上看到可通过一些“手段”引起消费者注意,于是就将看似百元大钞的纸张上印上了房产销售的联系方式,以此来吸引客户,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依据《郑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在城市道路、广场、立交桥、临街建(构)筑物、公共设施以及树木上禁止涂写、刻画、张贴户外广告。同时,依据该条例第三十五条:违法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对广告主或者广告发布者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实施者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根据掌握该行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确定该违法行为为严重违法行为。”负责处理该案件的直属中队副队长韩栓柱说,他们拟对其作出3万元的行政处罚,不过在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后,加上相对人也比较配合,最终决定对实施该违法行为的单位作出26000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第二天就已将罚款交至银行了”。

大河报记者还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禁止制作、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样;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禁止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违规者将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执法机关给予相应处理。

举措

罚款不愿交,法院协助强制执行

昨天,郑州市城管委户外广告处处长李红光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张26000元的罚单,是继去年10月1日《郑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实施以来,郑州市对广告发布者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这次执法公安警务人员也参与其中,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执法过程中执法相对人信息取得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有限等问题。违法相对人若对城管执法有异议,可通过法律援助向律师详细了解相关法律条款,以此来保障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今后,若面对巨额罚单,广告发布者不愿交该咋办?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金水区人民法院在执法局设立了城管巡回法庭,人民法院介入城管执法工作领域,对非诉讼案件将实行强制执行,“简单说就是,城管执法人员将违法相对人的违法事实调查清楚,证据确凿,并取得相对人的有效信息后,将这些内容提供给法院,由法院协助来强制执行”。同时,李红光也表示,遇到不愿接受处罚的广告发布者,他们会把其个人信息列入诚信系统中,今后该违法相对人贷款、乘车等都将受到影响。

线索提供张亚芳

来源:大河网

责任编辑:张义凌

原标题:!中纪委这个用词很少见

据中纪委网站最新消息,辽宁原副省长刘强被双开。在官方通报中,有一个用词在之前的中纪委通报中比较少见——“长期卖官鬻爵”。

辽宁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刘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辽宁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刘强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刘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提任副省级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搞有组织的拉票贿选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报销个人费用,违规配备和使用公务用车;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长期卖官鬻爵,严重破坏所在企业和地方的政治生态;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权色交易;违反生活纪律。拉票贿选问题涉嫌破坏选举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刘强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毫无宗旨意识,私欲极度膨胀,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知止、不收敛、不收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强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2015年苏荣被双开的通报中曾出现“大肆卖官鬻爵”

2015年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当时,中纪委官方通报有这样一段话:

苏荣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大肆卖官鬻爵,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自身严重腐败,并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延伸阅读]刘强简历

刘强,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辽宁法库人,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管理学博士。

1983年8月至1987年9月在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学习。

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在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

1990年7月至1994年5月任抚顺乙烯化工厂乙烯车间操作员、值班长、技术员。

1994年5月至1994年12月任抚顺乙烯化工厂乙烯车间值班主任。

1994年12月至1995年5月任抚顺乙烯化工厂生产技术处副处长。

1995年5月至1996年6月任抚顺石化公司科技处副处长。

1996年6月至1997年1月任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三厂厂长助理。

1997年1月至1997年7月任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三厂副厂长。

1997年7月至1998年11月任抚顺乙烯石化有限公司副经理。

1998年11月至1999年5月任抚顺乙烯石化有限公司经理。

1999年5月至1999年10月任抚顺石化公司副经理、党委委员。

1999年10月至1999年12月任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副经理、党委委员。

1999年12月至2001年11月任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01年11月至2002年3月任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2年3月至2004年3月任中共抚顺市委常委,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0年3月至2003年4月在东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

2004年3月至2005年3月任中共抚顺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2005年3月至2008年2月任中共抚顺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8年2月至2013年1月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其间: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3年1月任辽宁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简历摘自辽宁省人民政府网)

责任编辑:张义凌

你听说过“雄鹰”中巴空军联合训练吗?自2011年起,我国和巴基斯坦空军已共同开展了六次联训。两国飞行员驾驶战机在空中一决高下,最终获胜的一方可以撕下对方的姓名牌,象征被击落的飞机。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刺激!

今天,我们就带你认识一位两次参加联训的我军飞行员,他两次与巴方空军的对抗到底结果如何呢?

他叫陈雷,山东莘县人,2001年8月入伍,现任空军驻疆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大队长。

第一次对抗 惨遭淘汰

2015年,陈雷参加中巴“雄鹰-Ⅳ”联合训练,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型对外军事活动。在空对空科目中,他和三名战友驾驶四架歼-8对抗巴基斯坦空军的两架“枭龙”战机。升空后不久,巴方战机迅速按照任务编组进入战斗状态。

就在陈雷完成机动,准备逼近巴方战机的时候,地面指挥人员宣布陈雷驾驶的战机被对方武器系统锁定,判定他被淘汰出局!

“就在那一瞬间对方(模拟)发射了导弹,远远超乎了我的认识。就相当于我认为我还没有开始,但其实在这个事情中我已经结束了。”

这场比赛,最终因为陈雷的误判,导致我方小组大比分失利。更让陈雷接受不了的是,作为战败方的飞行员,要将自己的姓名牌撕下来赠与对方……

总结经验 细节决定成败

联训为两国飞行员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同时也在对抗性自由空战的搏杀中让陈雷看到了自己与巴方飞行员之间的差距。每当想起自己在演训场的失利表现,想到错失战机惨遭淘汰,陈雷就一次次提醒自己必须尽快弥补不足。

陈雷不得不把自己彻底归零,认真研究自由空战的理论,甚至连地面模拟作战,他都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正是这种对细节严格的把控,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陈雷的技战术水平逐渐提高,也让他两年后再次站在了中巴联训的训练场上。

第二次对抗 他将要一对二

2017年9月13日,陈雷参加中巴“雄鹰-Ⅵ”联合训练,圆满完成前一阶段的夜间飞行训练后,开始进攻性空对空课题训练。陈雷驾驶歼-8率先飞临目标区域,巴基斯坦空军的两架“幻影-5”随后也进入了交战空域。此时,他将要面对一敌二的空战搏杀。

在迷惑了一名巴方飞行员后,陈雷使用大角度连续机动的方法,成功咬住了另外一架战机。

“在那几秒钟你如果判断错误,或者做一个迟疑,往往你所有一生的努力都白费了,就那一瞬间,你有可能就被对手所打败。”

正是对于飞行中每一个细节的精益求精,让陈雷率先命中了对方其中一架战机。

“因为我们整个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向外观察,不断进行大的机动,我的身体要承受到自己体重4到5倍的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