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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董鑫

2018年省级地方两会目前已全部落幕,全国 31个省区市完成省级人大、政府、政协三套班子的换届。

在245名履新的副省长中,,分布在29个省区市。他们中,有3位不止是副省长,还是省级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更有副省长与众不同,他的籍贯是台湾。

29位党外副省长

先来说说整体情况。

在31个省区市的副省长中,除陕西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外,其他29个省区市都各有一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在省政府任副省长一职,相较于换届之前,担任省级政府副职的党外人士数量增加了2人。

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统计了一下,29位党外副省长包括,6位民革党员、5位民盟盟员、3位民建会员、1位民进会员、1位农工党党员、2位致公党党员、3位九三学社社员、1位台盟盟员和7位无党派人士。29人中,有12位是连任,其他17位党外人士都是新面孔。

从年龄看,最大的是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他出生于1953年,最小的则是贵州省副省长王世杰,出生于1966年。

从性别看,29位党外副省长中有6位都是女性,分别是安徽省副省长王翠凤、北京市副市长王红、河南省副省长霍金花、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天津市副市长曹小红和云南省副省长李玛琳。除了曹小红,其余五人都是首次当选。

想知道29位副省长都是谁,来看↓↓↓(排名不分先后)

“高知”党外干部 6成是博士

“高知”党外干部 6成是博士

党外干部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普遍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学历普遍较高,且在各自领域大都是造诣深厚的专家。这29位党外副省长中,有18人都拥有博士学位,其中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吉林省副省长安立佳还是去年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

这些“高知”党外干部在从政之前,大都在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度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前几天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提到过,新任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在河海大学工作了34年,她是副省长中有过高校任职经历最长的。在29位副省长中,像陈星莺这样的还有16人。

比如上海市副市长陈群,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了整整27年。1991年,陈群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之后留校,第二年便晋升为副教授,直到2018年1月17日,在此次上海市政府的人事任免宣布前11天,陈群被免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一职。

而在科研机构工作时间最长的要数吉林省副省长安立佳和贵州省副省长王世杰,二人的工作单位都属于中科院系统。安立佳是在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了26年,现在是研究所所长;王世杰是在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了26年,现在是研究所副所长。不过,王世杰的硕士和博士都是在地球化学研究所读的,算上这段念书的经历,他在科研机构的时间还比安立佳多出了7年。 

9位党外“一把手”

长久以来,党外人士的任命大都是从下一级副职提拔到上一级副职。但在2007年,时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万钢从同济大学校长一职赴任科技部部长,这自1972年10月傅作义离任水利部部长后,时隔35年再次由党外人士出任国务院部委正职部长。

这传递出一个信号,更多的党外人士可以在政府部门任正职。在本届省区市政府的29位党外副省长中,有9人都曾经或者正在担任政府职能部门的“一把手”。

曾任的包括:

安徽副省长、法学硕士王翠凤曾任1年省司法厅厅长;

北京市副市长、高级经济师王红曾任7年市金融局局长;

青海省副省长、高级建筑师匡湧曾任6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云南省副省长、细胞生物学博士李玛琳曾任2年省卫计委主任;

重庆市副市长、主任医师屈谦曾任9年市卫生局局长、4年市卫计委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农学博士李秉荣曾任5年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知识产权局)厅(局)长。

还有3位副省长现在依然是政府部门“一把手”,包括:

福建省副省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郑建闽,他是理学博士;

河北省副省长、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时清霜,他是法学硕士,曾在河北平泉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了11年;

湖北省副省长、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他是人文地理学的博士,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职20多年,一直从事人口与区域经济学研究。

从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特意点出学历和专业的叙述中,你应该不难发现,对于党外干部的任用,更多讲究“术业有专攻”,他们的教学研究学习和从政所在的部门大都一一对应,集中在经济、法律、科技、医疗等领域。

补充说明一下,党外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的“学而优则仕”是有文可循的。

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三十七条规定:

省、市两级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应当配备党外干部。县级从实际出发,做好政府领导班子配备党外干部工作。

各级政府部门除有特殊要求外,均可以积极配备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重点在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性强的部门配备。

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可以担任政府部门(单位)行政正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政府组成部门中应当配备2名左右党外正职。 

台湾籍副省长

在29位副省长中,有一位身份比较特别。福建省副省长郑建闽,他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在台盟章程的第一章第一条就说明了盟员的身份,他们是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

郑建闽是台盟盟员,这个身份就意味着,他是一位台湾人。

在福建省现在的7位副省长中,郑建闽排名第七,负责民族与宗教事务、国土资源、质量监督、人防、对口支援、残疾人事业等工作。台湾籍的副省长,在目前31个省区市政府班子中,这还是独一份。但在福建,郑建闽并不是第一位。

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去翻看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的历届省级政府班子成员名单,郑建闽还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前任——汪毅夫,当选副省长的时候汪毅夫是台盟福建省委主委。从1998年到2008年,籍贯台湾台南的汪毅夫连任了两届副省长,期间的1999年到2002年期间,福建省的省长是习近平。

郑建闽也是典型的专家型官员,他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分别拿到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算是汪毅夫的师弟,还曾在福建的土地管理部门担任过一把手,原是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主任。在2016年,已经是台盟中央常委、福建省委会主委、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郑建闽被任命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这个局长的职务他一直任职至今。

上一次郑建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是2016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当时,国新办邀请了四位台湾籍代表和委员,就两岸关系发展议题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台盟福建省主委郑建闽就是其中之一。他介绍了福建与台湾的交流往来,一些深化闽台之间交流的活动在继续推进,比如抓紧对金门供水项目的施工,让金门同胞早日喝上大陆供应的放心水等。

△郑建闽(右二)在发布会现场△郑建闽(右二)在发布会现场

这项2015年7月就签署合同的项目至今已经有近三年。最新的进展是,去年12月底,金门供水项目大陆段的主体工程已经建成,国台办在发布会上喊话,希望金门方面能够加快工程建设,争取明年早日通水。

上月底,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郑建闽也在其中。今年他会说些什么?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拭目以待。

资料 | 新华社、团结报

责任编辑:张玉

我们正面临一场“精子末日”吗?我们正面临一场“精子末日”吗?
图为一个精子计数器。图为一个精子计数器。
图为概念生育诊所的医疗主管卡马尔·奥伊哈站在咨询室中。图为概念生育诊所的医疗主管卡马尔·奥伊哈站在咨询室中。
冻精,即将精子冷冻储存。冻精,即将精子冷冻储存。
这台特制显微镜可用来进行胚胎检查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这台特制显微镜可用来进行胚胎检查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男性患者可在概念生育诊所的这间房间中留下精液样本。男性患者可在概念生育诊所的这间房间中留下精液样本。

北京时间2月6日消息 据国外媒体报道,长时间以来,现代医学一直认为不孕不育是女性专属问题,是妇科医生的研究重点,是粉色小册子上介绍的侵入式手术的解决目标。但众多证据显示,仅有一半不到的生育问题与女性相关。男性生育能力正在快速下降,精子也许是受现代生活荼毒最惨重的受害者。

去年夏天,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男性精子数量在过去四十年间月减少了60%。他们分析了来自北美洲、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4.3万名男性身体数据,从1973年至2011年共开展了185次研究,堪称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哈加伊·莱文(Hagai Levine)称,这一结果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此前针对精子的研究始终较为零散,不像对女性生育能力的研究那般受重视。但这些研究多年来一直在发出警示信号。2012年一项针对2.6万名法国男性的研究发现,精子数量从1989年到2005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另一项于2007年发表的英国研究也发现,在一个英国城市中,精子数量在1989至2002的13年间减少了29%。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是否正处于一次重大社会与生物灾难的转折点上?统计数据是否会造成误导?还是说我们被人口过度增长的担忧分散了精力,没有注意到一场“精子末日”正在悄然酝酿?

综合医疗从业者、哈利街新医学集团(Harley Street’s New Medicine Group)创立者史蒂芬·赫梅利克(Stefan Chmelik)在预测中说得很清楚。“目前针对男性生育问题的主流治疗手段寥寥无几。按照现在的精子减少速度,人类在50年之内便会失去生育能力。如今已经有昔日的试管婴儿同样通过体外受精生育后代。虽然我无意指摘,但等到以后有了第十代试管婴儿时,不难想象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赫梅利克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有多种原因。“如今发达国家的生活压力堪称前所未有。这些压力不再是吃饱穿暖等生存问题,而是堆积成山的邮件、迫在眉睫的截止时间、以及沉重的房贷。当大脑无法区分生理和心理威胁时,便只有一个反应:释放对精子有害的肾上腺素。

据估计,约六分之一的夫妇存在生育问题,且问题出在男方或女方的比例约为1:1。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不孕不育找不到原因。男性不育主要由精子过少、运动能力低、畸形(大小和形状)或无精导致。无精症的病因包括睾丸损伤、先天缺陷、睾酮过低、射精障碍等。在精子经历的漫漫长路上,从一开始起,各种因素都使得受精十分艰难。

男性每次射精约射出2亿精子,其中只有1万个精子能到达输卵管附近。要想成功受精,它们需要从阴道一路游向卵子,总长度约15厘米。如果游动速度不够快,就会被阴道中的酸性物质杀死。

我们知道,酒精、吸烟、肥胖和抗抑郁药物都会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但还有证据表明,防晒霜(其中的紫外线过滤物质会影响内分泌)以及不粘锅(生产过程中会用到全氟烷基类化合物)也会对精子造成不良影响。

更别提紧身裤、避孕药在水中释放的雌激素、以及无线路由器的电磁辐射等“精子杀手”了。而布洛芬最近也成为了怀疑对象。今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论文指出,长期大量服用布洛芬可干扰雄性激素的分泌。

很多人还担心男性不育与食品添加剂、影响内分泌的杀虫剂与工业污染有关。科学家发现,就连水剂涂料中都含有对精子不利的乙二醇。

在各种各样的疑虑中,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的生育能力变化得实在太快,因此不可能是基因变化的结果。换句话说,迅速变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才是生育能力下降的罪魁祸首。此外,虽然这个消息听上去颇为吓人,但其实也有积极一面,因为只要稍微做出一点改变,如减轻压力、多吃蔬果、少吃肉、戒烟戒酒、多多休息,也许就能解决上述问题。

在伦敦东普特尼,有一家名为“概念生育诊所”(Concept Fertility Clinic)的组织,它提供“独特的私人定制服务”,包括生育能力测试、体外受精、ICSI(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以及精子和卵子冷冻服务等。诊所内有一面由粉色蜡笔涂成的墙,上面挂满了在该诊所受孕出生的宝宝照片,仿佛在提醒你“只要有一个培养皿和一点点好运气,你就能获得这样的珍宝”。这样的行业正在蓬勃发展。

该诊所的医疗主管卡马尔·奥伊哈(Kamal Ojha)是一名顾问妇科医生,也是圣乔治医院的讲师,专攻生育能力低下问题。他发现由于生育问题前来就诊的男性患者数量大幅增加。该诊所也许有着英国最大的“男性生育室”,房间里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一台电视、一本黄色杂志、一个洗手盆、以及一张干干净净的椅子。患者接完“样品”后,便可将其放在一个装了呼叫铃的小窗口旁边。

2016年巴西奥运会期间,由于担心感染寨卡病毒会导致胎儿畸形,许多人来到该诊所冷冻精子,作为预防手段。而在不久之前,甚至还有70岁的老人前去咨询冷冻精子的问题。不过,奥伊哈和其他许多医生认为,不孕不育问题往往在患者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祸端。

“胎儿产生精液的器官在孕早期开始发育。该阶段母体摄入的任何物质都会影响到胚胎。对生育能力的破坏就是这时产生的。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改变孕妇在孕早期的行为,也就是怀孕6周到12周期间。”

这就把不孕不育问题又引回到了女性身上。奥伊哈医生举了意大利的一个例子:1976年,一座杀虫剂制造厂发生了一起事故,导致一些妇女暴露在高浓度二噁英之下,而她们后来生下的儿子精子数量都很低。但在成年后接触二噁英的男性则没有这种情况。

2016年,挪威科学家让雌性小鼠每日持续摄入一定的有机污染物,相当于人类无意摄入的剂量。而这群小鼠的后代精子数量明显减少,且精子中DNA受损的概率很高。

研究证实,食品包装中所含的邻苯二甲酸酯也可导致男性生育能力下降。四年前,英国皇家妇产医学院发表的一篇论文建议女性尽量避免接触低剂量的化学物质,并尽可能减少某些沐浴露等个人护理用品的使用。但要发布新版指南,还需更有力的科学证据,而这正是目前所缺少的。

英国生育学会前任主席、谢菲尔德大学现任男科教授阿兰·佩西(Allan Pacey)坚称,我们还用不着过度恐慌。他认为精子数量减少与统计参数和近几十年来收集精子的技术有关,并将衰老视为精子减少的决定性因素。

“很多夫妇总等到年龄再大些再要孩子,这才是更严重的问题。随着男性逐渐衰老,产生的精子数量也许并未减少,但精子质量则大不如前。如果等得太久,就会招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虽然米克·杰格(Mick Jagger)和罗德·斯图尔特(Rod Stewart)夫妇在70高龄迎来了自己的第八个宝宝,但这种情况毕竟罕见。精子质量从25岁左右起便会逐渐下降。而男性达到40岁后,无论女方年龄如何,流产的几率都会大大增加,且受孕机会只有男方不到25岁的一半。

若男性年龄较大,子女患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和注意力缺陷过动症(ADHD)的几率也会随之升高。这也是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覆盖地区有权拒绝年过40的男方进行体外授精的原因之一。英国政策还规定,捐精者年龄不得超过40岁。

“如果男人老来得子,我们往往会予以鼓励;但如果女性老来得子,我们则嗤之以鼻。”佩西谴责道,“这样的社会风气毫无公平可言。”

英国亚伯泰大学遗传学高级讲师凯文·史密斯博士(Dr Kevin Smith)则更进一步,要求NHS开始着手冷冻18岁青年的精子,以规避日后出现基因变异的风险。

无论你现在年龄几何,男性不育都将对人造成情绪上的极大打击。英国一位名叫加雷斯·唐恩(Gareth Down)的男子对此的体会再深刻不过。他现年31岁,是一名技工。他和33岁的妻子娜塔莉努力了一年半,始终无所出。最终一名医生告诉他,检查显示他患有无精症。“我在上班时接到医生的电话,说‘你没有精子’。这实在难以置信。”

他认为这与年轻时做的一次睾丸良性肿瘤切除手术有关,但也可能由先天因素导致。具体原因将不得而知。之后八年间,这对夫妇接受了九个疗程的治疗,包括三次用捐精进行的体外受精,总花费数万镑,并经历了四次流产。

为了顺应医院安排,两人换了工作;为了不受新出生的侄子侄女的打击,他们搬到了离家人40公里之外的地方。“你要把这些情绪深埋心底,”唐恩说道,“你会忍不住责怪自己。娜塔莉没什么问题,所以让她接受这些注射、激素治疗和手术实在令人痛心。你会想,‘要是她和别人在一起,就不用经历这些痛苦了。’”

他越发有种被孤立之感。“朋友们一旦知情之后,就会避开这个话题。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启齿。而你一开始解释自己的经历,他们就会消失不见。男人们除非有切身体会,不然是不愿谈论这件事的。”

为帮助别人避免这种痛苦,他创建了一个名叫“Men’s Fertility Support”的Facebook群,仅限男性参加。19个月前,娜塔莉通过体外受精和捐精生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里斯(Reece)。无精症无疑会对夫妻关系造成巨大压力。现年45岁的拉杰·巴斯基(Raj Baksi)与妻子已结婚20年,两人到35岁左右开始试着要孩子。但一年之后,他被诊断患有克氏综合征,即多出一条额外的X染色体。约600分之一的男性患有此病,并因此不育。“我的妻子为此非常沮丧。她试图继续婚姻,但我们的关系深处已经出现了裂痕,产生了巨大影响。”

最终二人关系破裂,巴斯基移居别处。如今,他的前妻已与别人生儿育女。“我的心都碎了。我不得不改变对生活的既往认知。在几度寻寻觅觅之后,我终于接受了‘没有孩子也能行’。一旦迈过了这个坎,人生就容易多了。”

然而比这种痛苦更难洗刷的,是社会对男性不育的偏见。“人们总跟我开各种各样过分的玩笑,比如提议为我捐精、或者提出想跟我妻子上床等等。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有多么伤人。有些人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作为男人并不完整。”巴斯基说道。他如今是克氏综合症协会(KSA)副主席,正与一名有一个11岁女儿的女性谈恋爱,并逐渐习惯了以另一种形式为人父母。

最要命的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少得可怜。世卫组织去年承认,我们对男性不育的了解程度“非常低”,并呼吁捐助更多研究资金。“我们对精子的了解远远不够。”苏格兰邓迪大学生育医学临床讲师萨拉·马丁斯·达·席尔瓦博士(Dr Sarah Martins Da Silva)指出,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便是生育能力低下问题。

“我们尚不清楚为何有些精子会功能失常,也不知道如何治疗这一问题。男性生育问题一直为人忽视,且研究资金严重短缺。所以想要孩子的夫妇往往会通过体外受精怀孕,相当于通过治疗女方来解决男方的问题。如果成功了,那再好不过。但这是个大工程,而且是借助医学手段受孕。所以最好能找到其它方法。”

她建议摄入大量维生素C和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以增强精子质量。也许日后还会出现能够有效增加精子数量的神奇药物。“我们已经研究出了一些很有潜力的化合物,但资金仍是主要问题。但愿我这一辈子能亲眼见证男性不育疗法取得重大突破。”

但若这一点无法实现,干细胞研究将成为实验室培育精子与卵细胞的关键所在。去年,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利用两种不同类型的小鼠干细胞,成功培育出世上第一个人造胚胎。不过,席尔瓦博士希望我们能找到其它更为伦理所接受的治疗手段。

“这场浪潮正悄然而至。男性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坦诚。这个问题被提出得越多,人们就越容易意识到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不需要羞于启齿。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需要进一步研究该问题,并需要寻求更好的治疗手段。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成。”(叶子)

原标题:春运出行天气指南 9-10日返乡小高峰将遇较强冷空气

中国天气网讯 2018春运正在进行中,预计9-10日将出现返乡出行小高峰。本周(5-11日)全国天气将如何?哪些城市出行将受雨雪影响?哪些城市出行最需保暖?中国天气网推出春运出行天气指南,为您春运回家保驾护航。

本周无大范围强降水天气 小雨雪时有登场

预计本周四川、贵州、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仍将雨雪频繁,易出现道路积雪、道路结冰或湿滑现象;广西、广东、湖南、重庆、福建、浙江等地时有小雨;对京津冀、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来说,多晴好天气,有利于出行。

具体来看,5日至7日,我国大部地区无明显降水,仅6-7日西南地区雨雪明显,预计川西高原、云南东北部、贵州北部等地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中雪;四川盆地、云南东部、贵州西南部等地有小雨或阵雨,局地中雨。

8-10日,雨雪仍集中在西藏、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广西、广东、湖南、福建、浙江等地时有小雨。11日雨雪将纷纷退场,大部地区以晴朗天气为主。

从2018年春运“热门”出发城市来看,本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福州、厦门、杭州、武汉、宁波、温州受强雨雪侵扰的可能性则较小。

较强冷空气将伴春运返程小高峰出现

根据交通部《2018年春运期间全国公路网运行研判分析报告》,预计返乡出行小高峰会出现在2月9-10日。同时,一股较强冷空气将来袭,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下降6-8℃,局地降温可达10℃以上。春运回家路上气温波动明显,需注意防寒保暖。

本周将有3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央气象台预计,5日至7日,先后受两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大部、黄淮、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4~6级风,阵风7级,上述部分地区有4-6℃降温。9-11日,较强冷空气又来,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自北向南下降6-8℃,其中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中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0℃以上。

根据最高气温预报,2月5日至11日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平均最高气温将低于0℃,局地不足-20℃,天气酷寒,春运出行“厚羽绒服不离身,裹成熊都不过分”。陕西、北京、河北、山东、上海、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等大部最高气温在0~10℃左右,宜穿羽绒服类衣物,可以说是“莫问气温多少度,穿好羽绒不冻哭”。而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则温暖许多,最高气温在10~20℃左右,穿棉服或毛衣类服装即可。云南南部、海南、台湾一带已经进入春天,最高气温将达到20℃以上,真正的“春”运,着薄外套类衣服即可。

总体来看,本周无大范围强雨雪天气,但冷空气频繁,仍不排除阶段性、局地性的冰冻雨雪等灾害性天气,气温多波动。有出行计划的公众需多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根据天气变化调整行程。

责任编辑:张义凌

原标题:“”升空:人类究竟能否预测地震?

“张衡一号”在轨示意图。国防科工局供图“张衡一号”在轨示意图。国防科工局供图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已经走过6000多年历史并迎来第六次科技革命,如果要问还有哪些世界性难题久攻未破,甚至仍在限制人类的想象力?地震预测肯定算一个。

2月2日,我国第一颗观测地震电磁信息的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地动仪,开创世界地震勘测研究的先河。1800多年过去了,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卫星飞上了天,研究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地震预测。

这颗卫星仍然不能直接预测预报地震。用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的话说,“‘张衡一号’主要是用于地震前兆信息研究,为未来建立地震监测体系进行前期技术储备。”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地震预测研究之路上,这颗卫星还是迈出了一大步——有望让我国第一次具备全疆域和全球三维地球物理场动态监测能力。换句话说,中国境内6级以上、全球主要地区7级以上的地震电磁信息,这颗卫星都有可能“看到”。

人类究竟能否预测地震? 

仰望星空,人类拿起“天文”的尺子来看待自己,不免会产生敬畏之感,同样地,面对大地,人类同样会感到“浩渺沧海之一粟”,这不单是因为体积上的巨大差异,更有来自这个庞然大物“发脾气”时的巨大威胁——大地一颤抖,带来的就可能是生与死。

以去年为例,来自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发生5级以上地震19次,其中大陆地区13次,台湾地区6次,最大地震为8月8日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这些地震共造成大陆地区37人死亡,1人失踪,617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45.58亿元。放眼全球,2017年发生7级以上地震8次,最大地震为9月8日墨西哥近海沿岸8.2级地震。

相应地,地震认知上的一个个空白,加剧了这种威胁:大地究竟为何颤抖,地震究竟能否预测,以及该如何预报,仍是全球科学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张衡一号”卫星工程首席科学家兼副总师、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总工程师申旭辉说,摆在科学家面前的地震预报难题有“三座大山”。首先是地震事例太少。他说,中国平均每3年有两个7级地震,全球每年则有18个——尽管谁也不愿看到地震发生,但这无法避免,仅从科研角度来说,这样几次的数据连有效的统计分析都不够,不足以帮助科学家形成完整的地震预测科学体系和方法体系。

换言之,地震监测的研究结果难以检验。申旭辉说,强烈地震对于同一地区可能是几十年、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遇到一次,对于不同地区,甚至不同时期的孕震过程,机理差异很大,所以,“重复实践”进行检验的机会很难碰到。

其次,地震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受到很多制约。申旭辉说,地震发生在地下二三十公里处,而当今世界上最深的钻孔只有12公里,科学家们很难去地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相应地,现有的地震“观测”均是间接的,人们只能依靠地面的观测资料,对地球内部的状况进行反演和推测,但申旭辉告诉记者,地面的探测站点毕竟分散,又很难把全球的地球物理场搞清楚。

第三是理论的更新相对较慢。地震是地球上规模宏大的地下岩体破裂现象,其孕育过程跨越了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而,不但很难用经典物理学从本质上加以描述,也难以在实验室或者野外进行模拟。

申旭辉说,地震研究的基本理论本身起源于早期的牛顿物理学,而如今物理学发展很快,基础理论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地震研究迫切需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

其实,地震究竟能不能预测,科学界长期以来就有争议。

20多年前,这个问题还曾在我国掀起过一次大讨论。我国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陈运泰当时的态度相对乐观——“地震不可预报这样的论断要慎言”,在他看来,自然科学问题必有解决的办法,需要寻找探索新的思路。

申旭辉认为,如今“张衡一号”的发射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正如陈运泰院士所说,“地震预测预报,是世界性难题,但并不是说在这个难题解决之前,地震工作者就什么都不能做。”

为何要上天“看”地震? 

在地球的周围,有着一层薄薄的“壳”,是一个“电子”和“离子”的世界,当受到地壳运动、地面人类活动等的影响时,其中的“电磁波”就会像水中的“涟漪”一样,在等离子体环境里传播。

申旭辉告诉记者,过去几十年科学家发现,他们所监测到的“空间电磁扰动”也就是“电磁波涟漪”,与地震的发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统计意义上,地球上6级、7级以上地震在发生前即孕育过程中,相应区域的“空间电磁扰动”都有可能发生异常。

上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分析一颗卫星电磁信号时,发现卫星记录到地震低频电磁辐射前兆现象,称之为“地震电离层效应”。我国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也通过地面雷达系统发现了相应的电离层扰动现象。

申旭辉说,这给人类探索地震发生的机理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光明”。

“张衡一号”正是依据这一原理来运行的。申旭辉说,地震简单来说就是“地壳运动”,这种运动会切割磁力线,也会造成磁力线的扭曲。另一方面,地球岩石的摩擦破裂,会产生电磁波,这些电磁波往大气层传播,将致使大气层的电磁信息发生变化。

事实上,国外利用卫星进行地震前“空间电磁异常”现象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赵坚说,此前俄罗斯、法国、美国、乌克兰等国家已经发射过同类卫星,不过均已退役,其中法国的DEMETER卫星连续在轨运行6年半,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法国DEMETER卫星计划首席科学家米歇尔·帕罗特教授说,基于这颗卫星的统计研究,可以反映电离层扰动的常规形态,并有助于科学家确定震前的电离层扰动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中法科学家也联合利用这颗卫星的数据发表了大量科研论文,其中大部分是针对震前研究。

而跳出地球来“看”地震,还能突破许多地震研究的限制。比如,填补地面观测台网在青藏高原和海域地区观测的不足。

申旭辉说,在地面上,像青藏高原的极寒地区,现有的地震台网并不能完全覆盖,面积广阔的海洋也观测不到。相应地,卫星上天之后,就可以不受这些自然环境的约束,对全疆域实时观测。

一两颗卫星就能研究地震? 

按照赵坚的说法,“张衡一号”真正投入运行后,能够重点监测中国全境,检验卫星电磁监测新技术设备的效能和空间适应性。

具体来说,“张衡一号”可以开展全球7级以上、我国6级以上地震电磁信息分析研究,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不过,申旭辉告诉记者,对于地震研究而言,指望一两颗卫星远远不够。这一点国外的“先驱者”已经给出了理由。

米歇尔·帕罗特谈及法国的DEMETER卫星时说,尽管这颗卫星运行了6年,但作为一颗低轨卫星,卫星经过未来震中上空1500公里范围内的时间,每天只有3分钟,所以科研人员不可能期望能观测到“持续的”电离层扰动。

如此一来,一些电离层扰动很可能“看”不到,这就是单一卫星与地基观测对比中显示出来的主要缺陷。米歇尔·帕罗特说,这也是中国的“张衡”卫星计划要设计多颗卫星的重要之处。

赵坚说,后续,国防科工局将会同中国地震局,开展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即“张衡”系列卫星的在轨测试及相关应用,提升民用卫星对地震监测与应急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天基信息防震减灾服务能力。

他还透露,“张衡一号”及其后续卫星计划已经纳入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张衡二号”已经通过可研评估,预计2020年发射。

事实上,能够真正对全球实施观测,统计研究全球地震的前兆变化特征,对地震研究者来说是件“极其兴奋”的事。申旭辉告诉记者,也许在他有生之年,也未必能见证“地震预测”真正实现的那一天,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努力就付诸东流。

申旭辉说,一代人有一代的使命,如今有了卫星以及相应的星座计划,可以积累更多有效的、原始的数据,不断探索地震预测新方法——这是他这一代科学家要做的。

责任编辑:张义凌

你听说过“雄鹰”中巴空军联合训练吗?自2011年起,我国和巴基斯坦空军已共同开展了六次联训。两国飞行员驾驶战机在空中一决高下,最终获胜的一方可以撕下对方的姓名牌,象征被击落的飞机。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刺激!

今天,我们就带你认识一位两次参加联训的我军飞行员,他两次与巴方空军的对抗到底结果如何呢?

他叫陈雷,山东莘县人,2001年8月入伍,现任空军驻疆航空兵某旅飞行一大队大队长。

第一次对抗 惨遭淘汰

2015年,陈雷参加中巴“雄鹰-Ⅳ”联合训练,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型对外军事活动。在空对空科目中,他和三名战友驾驶四架歼-8对抗巴基斯坦空军的两架“枭龙”战机。升空后不久,巴方战机迅速按照任务编组进入战斗状态。

就在陈雷完成机动,准备逼近巴方战机的时候,地面指挥人员宣布陈雷驾驶的战机被对方武器系统锁定,判定他被淘汰出局!

“就在那一瞬间对方(模拟)发射了导弹,远远超乎了我的认识。就相当于我认为我还没有开始,但其实在这个事情中我已经结束了。”

这场比赛,最终因为陈雷的误判,导致我方小组大比分失利。更让陈雷接受不了的是,作为战败方的飞行员,要将自己的姓名牌撕下来赠与对方……

总结经验 细节决定成败

联训为两国飞行员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同时也在对抗性自由空战的搏杀中让陈雷看到了自己与巴方飞行员之间的差距。每当想起自己在演训场的失利表现,想到错失战机惨遭淘汰,陈雷就一次次提醒自己必须尽快弥补不足。

陈雷不得不把自己彻底归零,认真研究自由空战的理论,甚至连地面模拟作战,他都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正是这种对细节严格的把控,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陈雷的技战术水平逐渐提高,也让他两年后再次站在了中巴联训的训练场上。

第二次对抗 他将要一对二

2017年9月13日,陈雷参加中巴“雄鹰-Ⅵ”联合训练,圆满完成前一阶段的夜间飞行训练后,开始进攻性空对空课题训练。陈雷驾驶歼-8率先飞临目标区域,巴基斯坦空军的两架“幻影-5”随后也进入了交战空域。此时,他将要面对一敌二的空战搏杀。

在迷惑了一名巴方飞行员后,陈雷使用大角度连续机动的方法,成功咬住了另外一架战机。

“在那几秒钟你如果判断错误,或者做一个迟疑,往往你所有一生的努力都白费了,就那一瞬间,你有可能就被对手所打败。”

正是对于飞行中每一个细节的精益求精,让陈雷率先命中了对方其中一架战机。

“因为我们整个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向外观察,不断进行大的机动,我的身体要承受到自己体重4到5倍的重力。”